能立刻拿到被承諾的薪資，是不少匯聚在這里找零工的人的第一動力。

來招工的人深諳這一點，早晨5時半，第一個招工頭來到廣場，一邊走近人群一邊闊聲吆道：“八點到八點，下班就給錢。”

這句話喊得異常清晰響亮，而后才給人聽清具體的工作：扛淤泥，需要兩個人，到點給240元，直接微信打款。

這是個肥差，不一會兒就招齊了兩個。招工頭跟他們說，可以打車送他們?nèi)サ罔F站，8時前到20多公里外的海珠區(qū)就行。

負責(zé)一家化妝品廠招工的老吳待得久些，他要找十來個40歲以下、能干滿一周的人。每天12個小時，160元，如果連續(xù)干一個月，可以到手6000多。

去年，廠里的產(chǎn)量沒達標(biāo)，好不容易等到年后開春，開始趕工，最近缺人手，才需要臨時工。

老吳觀察到，愿意在工廠長期待下去的人越來越少了，原因無他，“老板壓著工程款”。這次招日結(jié)，老吳自己都墊了幾萬塊出來。日結(jié)是必須當(dāng)天結(jié)算的，這是法規(guī)，也是行規(guī)。

“臨時感”于是反而意味著某種踏實感。干一天，得一天，對比之下，流水線固定工人并不見得有優(yōu)勢：工作時間大部分要求十個小時以上，工資平均在3000至4000元，且大多沒有五險一金。不少工廠還要求員工在進廠前先交一筆押金買廠服、飯卡等，離職時卻未必能全部退還。最怕的是老板“跑路”或工廠倒閉后，工人一分錢拿不到。

無論早市還是晚市，工頭和招工者的氣質(zhì)是明顯的。他們大多已是當(dāng)?shù)氐氖炷?，無需招牌和明示，卻依然能以一種入侵者姿態(tài)闖入人群—穿著較零工們更整潔嶄新的衣著，昂首挺胸，嗓門高闊，眼神四下搜刮，幾秒內(nèi)就能像吸鐵磁一樣在自己周圍聚起一圈工人；言簡意賅聊完后，帶走一批人，迅速消失在人群里。

剩下的人，則繼續(xù)等待著適合自己的或自己能夠上的工作，來這里“吸”走他們。

這些看似被動等待的求職者，其實也在主動抉擇。不喜歡的，薪酬不滿意的，不想去就不去，下雨天也可以“擺爛”，生病也犯不著看人臉色請假。

30歲的重慶人小田也閑了好幾天。小田踩著一雙人字拖，身上是橘色花紋外套，他微胖，和周遭灰撲撲的工人們形成鮮明對比。他干過廣告刷漆、流水線、直播帶貨，卻最終都沒干下去?！拔也皇悄菈K料”，他重復(fù)了幾遍。

范李用老人家的語氣勸他：你找不到工作，就是因為你那雙人字拖?！叭思夜さ啬囊闲?？”

小田不服，“廣東人都穿人字拖”。他恍恍然地盯著眼前馳過積水的汽車，“那些有錢人都是做什么的??？”

她不斷瀏覽網(wǎng)上的招聘信息，發(fā)現(xiàn)很多大公司都“奄奄一息”，“我感覺不是那些公司不要我，而是這個大環(huán)境暫時不要它們了”。

一旁的張超笑著勸他，“那些車里的有錢人手上的現(xiàn)金未必有你多”。

張超高瘦，穿黑色棉衣，一直抱著雙臂站在旁邊，一語不發(fā)地看著工人們?nèi)珀囉陙砹擞秩ァ?/p>

2022年底，自己開了兩年多的加工店倒閉后，張超開始靠散打零工度日。但他是挑的，符合自己技工的專業(yè)才去，“電工不是人人都能做的”，譬如車床，260元一天，加班3小時就算半天，可以多得130元。

薪酬太低的，張超也不去，“十五六塊錢一個小時怎么弄？”按他的說法，那些十幾元時薪的零工，大多是被中介克扣了一半后剩下的價格。

再被細問，他也只是冷笑。

電器技工是張超干了一輩子的行當(dāng)，他從18歲開始學(xué)習(xí)技工，曾在一家模具廠“三進三出”，干了五六年，后來又在某國營廠干了四五年，2019年，從國營廠辭職，自己創(chuàng)業(yè)開加工店。

可惜沒趕上好時候。創(chuàng)業(yè)失敗后，張超也企圖再次回到國營廠，哪怕有老鄉(xiāng)在那兒，也已經(jīng)回不去了，“人家不招了”。

今年54歲的胡姐就不挑活兒，她反而喜歡去工地，“只要力氣就可以”，但她身份證上的年齡是59歲，比實際年齡更吃虧一些。胡姐是河南人，有著瘦削精干的面龐、梳得光潔明亮的頭發(fā)，好似有一身用不完的勁兒。她沒想過回老家，哪怕在省會鄭州，工廠數(shù)量和工作機會也遠遠比不上南方沿海城市。

暮色降臨，晚市招工結(jié)束了，范李沒等到自己能干的工作，但他堅持要請我吃一頓他天天去的快餐店。他拿了一盤自取菜，兩碗飯，有幾只蝦，還有廣東最常見的菜心和炒蓮藕。

長虹村最多的就是湘菜。若在零工招聘廣場待上一個多小時，同工人們閑聊，五個里也許有三個湖南人。

但范李卻對家鄉(xiāng)味沒有留念，如今，他孑然一身在大城市，一人吃飽全家不餓。至于未來，“過一天是一天”。

“更老些時候怎么辦？”

他似乎沒聽見我的問題，望著窗外的馬路，回憶起30年前的長虹村：“都是農(nóng)田，種菜。”當(dāng)時，他也參與了修路鋪路。

見縫生長

2008年全球經(jīng)濟危機之后，英國經(jīng)濟學(xué)家蓋伊·斯坦丁出版了《朝不保夕的人》（precariat）一書，副標(biāo)題叫“The New Dangerous Class”，指代那些沒有固定工作，生存不穩(wěn)定，看不見未來、只能活在當(dāng)下的人。

書中提到一個粗略的統(tǒng)計數(shù)據(jù)：2011年，很多國家都有約1/4成年人的生存境況岌岌可危。2020年，這個比例可能已經(jīng)接近1/2。而出人意料的是，“朝不保夕”者大多集中于年輕群體。

隨著數(shù)字化與互聯(lián)網(wǎng)的普及，通過零工度日的人們，除了大齡農(nóng)民工群體，年輕人也有自己的參與方式。

或因個人條件如學(xué)歷、家庭等限制，或因在職場上曾遭遇過難以忍受的體驗，他們放下了對所謂“穩(wěn)定工作”的執(zhí)念，選擇成為城市里無根漂泊的蒲公英，散漫與自由一體。